可是其一 ，所举除鲁迅外
，另两位都大大超越了“30年代
”，从寿数看尤其如是：胡适的“自由思想”延至60年代初 ，钱穆的“严谨学业 ”更持续到世纪之末 。其二
，单就“严谨学业
”言，到底该由钱穆 ，还是陈寅恪 、李济等人文学者，或者胡先骕
、梁思成等科学家和工程师
，乃至由不止一人做代表，似也不无商榷之余地。

重要的是 ，钱穆的影响
，远非“严谨学业”四字能概括
。方克立说：“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，反对‘尽废故常’的历史虚无主义 ，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”；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
，是后半世纪“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堡垒”和“第二阶段现代新儒家传道授业的一个大本营
”〔注2〕。

美国学者邓尔麟说：“钱穆与—些倾向西方启蒙并摈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同”，其“‘对立面’既不是文化的过去 ，也并非‘现代的’今天；被钱穆认为与中国现实格格不入的
，乃是西方文化所颂扬的真理标准 ”；他“并不一味地依恋传统，而是在深思反省之后 ，看到某些中国传统价值仍然能使中国文化